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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学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院前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原中欧法学院院长、
方流芳，男，汉族，1952.11—2024.01.09，著名民商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系全国会《公司法》起草小组成员，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中欧法学院院长，退休前为中国政法大学特聘一级教授。
1989年2月—1990年9月，受国家教委委派，参加“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修；
方老师在仅在微博平台就有粉丝40余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网红教授，同时他也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法律学者。以下为“宪跬刑辩”摘自方老师微博自2023年8月以来的部分内容：
暑假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人携子女去哈佛观光，早已是一道风景线。看看哈佛铜像的靴子被抚摸得有多光亮，大致可以计算出每天来访的中国游客。不过，那里从不需要预约，出入哈佛学院的Johnson Gate永远开放，无人看守 ——这也许是公立和私立的区别之一吧。
法治的第一步就是政府必须受自己制定的规则约束，而任何规则的合宪性又都是普通人在法庭上可以争辩的问题。走不出这一步，很难启动运动之治到法治的转变。
清查医药，举国欢呼。如果不是等到积弊成山、深固难徙的时候，再出手撼动，百分之九十的损失都可以避免——即使豁免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一元回扣，给国家和个人造成十元直接经济损失是不会夸张的——放任不仅是人祸之源，而且把人祸的危害放大了若干倍。
中国要整治医疗，起点就是：官员与平民就医机会平等；中药与西药按同一临床标准评估、统一招标和投标；主治医生的收入、待遇至少与处级官员持平。
在电视新闻看到了大批从缅北营救回国的被裹挟者，的手法好像就是一个改良版的“卖猪仔”。这些同胞在何种程度受骗、受裹挟，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有过痛苦的内心挣扎，还是脑子已经被“想赢就要拼”、“心狠才能发”之类的口号格式化了？
口号是一种强力剂，人们会从口号中发现屈服、适应羞辱、告密、检举亲属、杀熟和他人的正当性——“活下去比什么道理都强”。口号让人放弃思考，用苟活代替伦理，这是很可怕的堕落。回顾华人移民史，凡是华人移民始祖所到之地——马尼拉、巴达维、加里曼丹、古巴、洛杉矶、缅甸、泰国、越南——几乎都发生过种族灭绝的大。
援外项目往往是高发区，而且追查难度极大；会计、审计规则的差异，外交主导的债务豁免，“不可抗力”以及保险理赔信息不公开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没有人能看明白援外财务是否合规。
其一，杠精，也就是所谓“反驳型人格”。他们最初听到那些让自己反感的、来自“权威”的话，即使骂在心里，脸上还在装笑、点头，还在一本正经记笔记。久而久之，假装顺应的身体语言就会弄假成真，让人放弃思维和表达。但是，一旦进入说话“无后顾之忧”的场景，长期压抑的抬杠本能就被激活了，杠精的语言特点是反问句主打，没有叙事、不讲逻辑，一个反问句戛然而止——他们似乎是在通过抬杠补偿自己的人生损失。
其二，“歌德”。期间，不少人热泪盈眶地呼喊口号，跺脚、踢腿、挥臂、唾沫飞溅，那都是“歌德”荷尔蒙骤然上升的表征。其实，这与在古代的唱和、磕头、山呼“吾皇万岁”都是一个路数。“歌德”的深层结构是站队思维，在“好得很”还是“好个屁”之间选边站队。
思维和表达都是能量，一旦受到压制，能量催生“反驳型人格”和“歌德”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也就不奇怪了。
体面的大学都非常珍惜自己不可复制的财产——传统、声誉，那里的录取名额供不应求是一个不可改变而令人不快的现实，尽管如此，它们也决不会通过“横向联合”、“品牌特许经营”等方式进行扩张。大学毕竟不是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君悦酒店之类可以通过品牌特许经营而赚取快钱并满足市场需求的行业。
如今，网路上针对知识分子的语言暴力、仇恨言论已超过。“叫兽”、“专家”、“公知”已成一种公开的污名化。即使在期间，“臭老九”也不是一个公开的称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们心有不满，不满需要宣泄，而把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作为宣泄对象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
许家印雄辩地证明了博主20多年前讲课提出的一个命题：成为债务人是一种强大的优势，它代表了债务人转移风险和绑架债权人的能力，这是从法律本身永远无法得到解释的能力。法律解决不了问题。
（“搞科研”）每年都有亿万资金用来“搞科研”。人文社科类的“科研”与命题作文一模一样，出钱的人定下题目，成百上千有志之士蜂拥投标，证明自己是命题作文的最佳写手。这种“成果”能否区分优劣，姑且存疑，出钱的人若捂住口袋，等“成果”面世，有读者、有影响之后再奖赏，也比事先付款订购命题作文稍微靠谱一些——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篇传世之作是赞助人事先付款“搞”成的，以后也不会有。
房地产买卖与抵押，现有合同纰漏百出，也不知是否通过招投标渠道选定。如果政府拿出一百万“科研经费”，让有能力草拟合同的律师竞标，虽然也会有种种弊端，但比事先付款定购命题作文肯定要合算一些。
在“淘宝”搜索一下，还能找到一些有关恒大的书籍，如：“恒大传奇：解密许家印”，张守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恒大之腾飞”，方志远著，广东经济出版社；恒大许家印：苦难是我的财富，郭弘文、徐亚辉著，台海出版社；许家印，内部讲话，孙琦著，新世界出版社....，想到这些书很快会成为，就像许家印的名字会从校友名单剔除一样，忍不住下单买了几本。尽管这些书籍都是自我吹嘘或肉麻吹捧，但还是保留了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信息，任其随着人事消亡而湮没是一个会让人惋惜的损失。
许家印是一个热衷、欣赏的企业家，与中国公司始祖的趣味迥然有异。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创建“兰芳公司”、“大港公司”、“义兴公司”、“十三条公司”、“义福公司”.....，都是民间力量的聚集，它们总是远离殖民当局，而它们一旦与殖民当局合流之日，就是末日来临之际。
为什么和商业总是缠绕在一起？为什么商业公司的发展走不出“官商合流”这样一条“西风瘦马”的千年故道？尽快我并不赞同“一刀切”、一个模式的“政企分开”，但“政企分开”的话语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支点。
可是，“政企分开”流行一阵之后，如今又有许老板的一句掷地有声的大实话“恒大的一切都是D给的”，实际上这话不过是“雨露雷霆，皆为天恩”的翻版而已，但确实生动。
现有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将购房者置于任人摆布的地位，购房、面积计算、、物业管理在交房前都由卖方单独决定，购房者无从发声。连法律服务也是单方的，购房者个人处于单独或联合都无法聘请法律顾问的状态。没有什么比这种名为“合同”的单元房买卖更为冷酷、露骨的绑架了。
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有一种生存本能：每当一个与自己沾边的人被“”之后，同事、乡邻、同学立刻与他“划清界限”（摘清自己）、“反戈一击”（选边站队）；对倒下的人不踩一脚、不啐口水，绝对属于季羡林所说的在“公有制单位”很难找到的义人。许家印“博导”、教授、“杰出校友”落马之后的遭遇再次证明了以上现实。教育校友知恩图报，宣传“一生一世F大人”，言说者自己都不信。
之前，再不顾体面的大学也不会把一个官员、一个商人聘为教授，再贪图虚荣的官员、商人也不会欣然接受“教授”头衔（那时没有“博导”）。如今，跨界“教授”、“博导”层出不穷，而院士却被禁止发表跨界“学术观点”，如此矛盾的政策又意味着什么？
如果哪个高校能写出一份中、英文双语的教授聘用合同，把包括“末位淘汰”、“不当言论”之类的惩治措施说明白，那一定是大学治理的一个奇迹。可以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奇迹不会发生。
现在的大学管理者，多为后期的红小兵，该读书的时候，他们都在写大字报、写“小评论”，稍有出息就开始抄袭，抄袭成名就充当“笔杆子”了。红小兵比的灵魂更为空虚。
读完“恒大许家印”和“许家印内部讲话”，发现两本书都是同样的体例，每章开头都是用长方形框摘出一段许家印语录，然后，围绕语录展开诠释，而诠释没有一丁点儿推理、分析、建构、解构，都是宣扬语录带来奇迹、用个案证明“精神变成物质”的道理，与最粗糙的见证神迹的圣经解读是一个套路。许家印1958年出生在一个无神论国家，读小学就开始了，当时的小学课本绝对排除了宗教影响。那么，这样的文体、写作套路来自哪里？我以为，还是来自牵动亿万人说话、写作习惯的“活学活用”文体。
从1969-76年，“活学活用”文体曾经是最为流行的范文，如：“用MZD思想指导针灸”、“用MZD思想指引养猪”、“用MZD思想战胜棉铃虫”、“用MZD思想指导计划生育”等等，都曾经耳熟能详。语录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最后又带来立竿见影的“物质”改变——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就是用这样的套路创作他们的“作”，一发而不可收拾。
如果进一步解构“恒大许家印”、“许家印内部讲话”的句型、常用词，可以发现：（1）构成中心意思的文句，都是“要如何”、“一定要如何”、“坚决要如何”、“必须要如何”......，这是流行的“表决心”体；（2）简单搜索一下，文章使用频率最高（待证伪）的单词是当下流行的正能量词汇——“拼搏”，这大概算是“与时俱进”了；（3）期间，还有一类“斗私批修”文体，那就是自我贬抑，用以衬托伟大精神，现在“写检查”的时候还有人用。
说：“教育失败是最大的失败”。这话让我思考了许久。我的领悟是：问题出在迫使人们放弃思考的、“范文”一统天下的语言环境，每个人都在“自觉”地筛选文字，只把那些可以转化为“正能量”的文字放上台面，可对人言的书面和口头语言都充满了文饰。于是，思维与表达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话语权”也就注定成为一句说了玩玩的笑话，这是几代人的宿命。出路在哪里？看来，还是要认真思考以上那句话，并且记住每个家庭的长辈的教诲“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这几年，流行硬气说话，诸如：“应管尽管”、“应封尽封”、“应关尽关”，而所谓做事决断就是不惜代价、不留余地，没有商量。
如今，规章禁止“校外培训”，好像学校教育已尽善尽美，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所有需求。学生、家长不满学校教育，但他们毫无怨言，自费补强，这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人民！如今，这也“非法”了。然。